二十世紀的教訓
哲學家的重要著作對一般人來說往往過份深奧難懂，看看他們的演講綠，既易於掌握他們的思想，又能直接，而非間接地了解他們。
今天在書店看到《二十世紀的教訓》，是Karl Popper的訪談演講綠，看了十數頁，談戰爭、和平，批判歷史主義，已覺精彩非常。終於，又買了下來。
談科學哲學，甚至是一般談哲學概論的書，很多時也會提及他的除錯原則，他認為一個理論必須要是原則上可以被推翻，才稱得上是科學，否則，都是套套論。年多前看李天命的《破惘》，李天命指出，在popper的理論的角度看，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，占星術，諸如此類的東西都被歸入非科學之列。
這個理論，對我們思考模式影響非淺，對我們提出學問或是建立自己的看法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指標。
Posted August 20th, 2004 in 史哲.
舉手! 咪郁!
August 26th, 2004 at 6:31 pm演講綠 ＜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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驳何新“民族幼稚的原因” 一说
August 31st, 2004 at 4:36 pm梦晴email:jmszjy@126.com （2003/11/6）
何新在《我的困惑与忧虑——当代文化备忘录》[（1988年10月）注：本文摘自《何新战略思想库–政治文化编》38～66页。小引1.5]中有“民族幼稚的原因，责任首先在知识分子。一由于中国知识分子政治经济地位的软弱。二由于中国知识界本身知识结构的陈旧和僵化。三由于新潮知识分子的食洋不化。四由于中国国民教育水平的普遍低下。” 一说。何新这篇文章写于1988年10月，如果他的这一观点至今未变，我则拍案驳之。
我认为：中华民族幼稚的原因，责任首先不在知识分子。中华民族幼稚的原因，责任首先在统治层。
因为从古至今，天地洪荒，盘古开天地起，华夏民族便要与残酷的自然环境作不屈不挠的斗争。在这漫长的斗争过程中，华夏确立了王、帝、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。黄帝有四岳为其出谋划策。但四岳与黄帝的关系是上下的服从关系，并不是并列的监督关系。春秋战国时期，诸子百家争鸣，也不过是为五霸七雄出谋划策，希望自己的学说得到国君的青睐、实行而已。诸子百家探究的不是自然，自然在他们的学说中，只不过是一种手段，一种象征手法。他们探究的是社会，是权力。希望国君按自然的规律去政治社会。他们本身基本上是诸侯的官吏。他们带有一种无法改变的臣从心理。
纵观中国政治历史，自其诞生起，统治者早已形而上了，统治者掌握法律，而不是法律掌握权力。中国历史上，由刑不上大夫到刑上大夫，到包青天时刑上亲王已经很大胆了。权力（统治者）高于法律，对中国影响是广泛的、深刻的。这种观念已经融入了中华文化之中，中华民族的意识之中。它的后果是严重的，影响是深远的。它导致中国政治历史特有的焚书坑儒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、文字狱、文化大革命。
中国传统中“家”的观念非常浓重。“家”的特性是：父权。中国传统政治（权力）实质是：以“家”治国。《史记》帝本论中叙述尧选择舜做接班人：岳说：盲者子。父顽、母嚣、弟傲，能和以孝……尧曰：吾其试哉。于是尧妻之二女，观其德于二女。舜 下汝于妫讷，如妇礼。尧善之，乃使舜慎和五典，五典能从……。尧以为圣。召舜曰：……汝登帝位。到了春秋战国时，孔子更理论化之为“齐家治国平天下”。
父权具有不公开性、先决性、非约束性，本质是三不公：不公开、不公平、不公正。它表现为威天下。它构建的社会要求臣民绝对的服从。思想上的服从，行为上的服从，利益上的服从。一言以蔽之，“家天下”。
结论：纵观中国政治历史，其实质就是“家天下 ”、“高压式” 政治。正是这种“家天下 ”、“高压式” 政治导致何新所说的“一中国知识分子政治经济地位的软弱。二中国知识界本身知识结构的陈旧和僵化。三新潮知识分子的食洋不化。四中国国民教育水平的普遍低下。” 这三点在何新来看是原因，而我认为是结果。
“家天下 ”、“高压式” 政治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形态的高级阶段。“家天下 ”、“高压式” 的政治观念必须彻底改变。必须代之以“社会”的观念。
搞了这么多年，其实我们理论界对“社会”这一基本概念其内涵、外延，其实质、作用的认识缺乏深刻的、理性的认识。
“社会”的本质是三公：公平、公开、公正。公平是机会问题。社会要提供人自身发展的机会。给予每个人，每个利益集团公平竞争的机会。公开是操作问题。必须认真落实各级政府的政务公开，企事业的财务公开，公开招标，实行听证会制度等。公正是监督问题。竞争的趋利性，自私性，单向性必须予以制约、监督，监督机制不健全、不完善、没有制度化，是不可能保障社会的公平、公开的。监督机制不进入宪法，表现出的随意性，可有可无，是社会公平、公开的最大隐患和后患。
对权力进行制衡，是“社会”的重要作用及功能。权力，其实是从社会中来，理应回到社会中去。人民必须真正参与权力。人民参与权力的深刻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对人类文明吸收的程度，是衡量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潜质。
对权力缺乏制衡，势必出现权力膨化现象，从而导致权钱交易盛行、官官相卫、仗势凌人，攀附权贵。社会的一切活动皆以权力为中心。权力制约社会的一切活动。
权力失控必将引起社会动荡，社会的公平、公开、公正也将随之荡然无存。
所以如果社会的一切活动都以法律为中心，以法律制衡权力，把法律放置在上层建筑的基础部位，以法律来上制上层建筑，下控经济基础，以法律作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纽带，以法律砍断权钱纽带、权势纽带，将权力排挤出经济基础，将权力迫回上层建筑之中,必须置它于法律的监督之中！
驳何新“国家主义” 论
梦晴email:jmszjy@126.com （2003/11/9）
何新在《论政治国家主义》、《二、中国向何处去？——兼析左右派政治思潮的社会阶级基础（03年6月18日第二稿）》、《三、国家主义的近代政治理论渊源》中提出“国家主义”这个治国理念。
August 31st, 2004 at 4:38 pm1. 何新的“国家主义” 论并不是什么新理论。正如何新在《三、国家主义的近代政治理论渊源》所说的“实际上，国家主义、新国家主义都不是我的发明，而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中的基础概念。从西方近代政治学的鼻祖马基雅弗利开始，到16、17世纪近代国家主义理念的两大创始人博丹和霍布斯，……一脉相承。” 作为一种理论学说介绍无伤大雅。
2. 但何新欲把“国家主义、新国家主义” 上升为治国理念（《论政治国家主义》“我提出‘国家主义’这个理念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我认为，当今只有高张国家主义（爱国主义）的信念，才能够重新在政治思想上，统合这个民族，统合当今的人心，只有以国家利益为神圣本位，才能统合不同阶级、不同信仰，不同生活目标和道路的人。”）。其实质是：以“国家主义、新国家主义” 取代“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” 为治国理念 。何新以“近二十年来，中国国家治国的政治理念发生了严重混乱。”、“……这样一来，中国治国的政治理念就出现了真空。” 导出“我认为，当代政治危机的根源，以及一些极其荒谬的政治改革理论之所以能够迷惑一部分知识精英，与当代政治意识形态中缺少一个适用的国家理论有关。因此，今天的中国，迫切需要以“国家利益”作为最高理念，重新评诂和审核各种意识形态和主张。” （《三、国家主义的近代政治理论渊源》）。何新认为：“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博大精深的伟大社会哲学，但它并不适合作为一种治国理念。” 、“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立定为治国理念。那么好，一场文化革命式的意识形态大辩论就会出现。许多人（多数知识分子）都会公开或私下说；对不起，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。我不认同马克思主义。你的国家既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，那么，我有权不爱它，也有权不效忠你。（包括香港人、台湾人。）”、“中国今天为何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进程中，却一直乱象不已，社会危机山雨欲来？当前政治思想的混乱正是其主要的根源。”、“毛泽东在文革全盛时说：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！当时如此，何况今天呢！” 导出“若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治国理念，当马克思主义受到普遍怀疑时，这个国家就只能面临着颠覆。”、“因此，现在到了应当还“国家主义”这个词语以本来应有的地位的时候了！”（《论政治国家主义》）何新正是以他这种逻辑推理出以“国家主义、新国家主义” 取代“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” 为治国理念 。
3. 何新“国家主义” 论的政治危害性：他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作为治国理念的进一步发展、他无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是载入宪法的这一现实。其实正如何新所说“什么是国家主义？国家主义的中心是关于国家主权的理论，也是一种关于国家组织和功能的理论，也是关于国家利益和安全的理论。它与近代政治民族主义，一同兴起于16世纪文艺复兴后的意大利，由马基雅弗利首先提出。并且从那时起，就成为西方宪政体制、法权体系和国家理论的根本性基石之一。可以说，自16—17世纪以来，西方资本主义的宪政国家制度，始终牢固地建立于三大支柱之上，这三大支柱就是：国家主义、民族主义和自然秩序（自然法）。”（《三、国家主义的近代政治理论渊源》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但已经充分体现“国家主义” 而且发展成一部社会主义宪法，宪法规定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作为治国理念的！何新欲把“国家主义、新国家主义” 上升为治国理念，那么就是一种治国理念的倒退！如果把“国家主义、新国家主义” 载入宪法，势必造成宪法内容的混乱。当前迫切需要的是继续丰富、发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为根本的社会主义治国理念，而不是倒行逆施，把什么“国家主义、新国家主义” 上升为治国理念。